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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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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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  关于朱毛红军党内争论的各种消息和不同意见,透过种种渠道汇集到周恩来那里。 特别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朱毛红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新任前委书记陈毅的信,以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给林彪的公开信,还有刘安恭给中央的信。

争论各方都极力倾诉自己的主张,都在力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否定对立的理论。

  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问题。   周恩来发言指出,朱毛红军党内的分歧,是历史上很久以来就已存在不同意见的冲突,只是因为过去大家忙于工作,所以没有公开爆发,至于如何处置,可以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之后再作一个完整的回答。 在陈毅到达之前,中央可以先给他们写一封信,勉励他们努力地同敌人作斗争,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再争论,同时要求他们克服消极的观念。 作为解决矛盾的一个措施,周恩来提议,把刘安恭调回中央。   起草这封信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8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成《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全信约5000字,分为6个部分。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八月来信”。   周恩来耿耿于怀于朱毛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视其为全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也就难怪他自发出中央“二月来信”以来,一直密切注视着这支队伍的行迹,不断告诫朱德、毛泽东务必确保部队的安全,甚至不免流露出过于谨慎与保守。 因为周恩来很清楚,大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以来全国100多次武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而朱毛红军正是这一次次挫败之后硕果仅存的一颗火种,自然倍加关注。

  周恩来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天之后,甚至很可能这封信还没有发出,陈毅已到达上海。

周恩来受命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处理朱毛红军问题,在与陈毅作了多次长谈,听取了陈毅的口头报告,阅读了陈毅洋洋洒洒的5份长篇书面报告之后,对于朱毛红军的全面状况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

在周恩来看来,8月21日写成的“八月来信”,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朱毛红军的问题,有些问题阐述得不够充分,有些观点也还应表达得更加准确或者更加鲜明一些,因此必须重新起草一份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由周恩来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分析问题,探求解决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周恩来把考虑到的各种问题及基本思想综合起来,终于归纳成为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一揽子方案。

他向陈毅详细阐明了这个方案的内容,要求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 全文约8000字,分为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9个部分。

  如果把“八月来信”同“九月来信”作仔细对照,可以发现,两封信的指导思想基本一致,但是“九月来信”不只是简要回答几个问题,而是针对朱毛红军的实际,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对于具体问题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与“八月来信”相比,“九月来信”对于全国形势的分析不再侧重于中苏之间为了中东路事件的冲突而强调“武装保卫苏联”,而是把目光移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各派军阀混战,分析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蒋桂冯阎各派军阀之间矛盾以及引起混战的复杂因素。

“九月来信”认为,不管敌人内部如何争斗,其加紧剥削工农、打击革命势力和“会剿”红军却是共同的目标,指出朱毛红军必须从这个全局来观察形势,作出判断,批评朱毛红军“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对于敌人的“三省会剿”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团结广大群众予以击破,“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   周恩来这段分析,实际上是对朱毛红军把军阀混战对于革命有利的估量过于乐观的否定,也是对朱毛红军应对敌人“会剿”方针的批评。

但是,周恩来对于朱毛红军依托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而获得的经验却是充分肯定,特别是以下一段文字,值得引起重视: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

  可以认为,中共党内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人用如此明确的语言肯定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更加优先于城市斗争。

就是周恩来自己,在此之前恐怕也少有这样的认识。

这不只表明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而且以这封信的分量,足以影响毛泽东和朱毛红军未来发展的走向。   周恩来清楚,朱毛红军党内论争与矛盾的症结,最后还是落到朱德、毛泽东的身上,只有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才能团结全军,共同应对面临的复杂问题,才能圆满完成他在前面所说的红四军的重大任务。

所以,他在“九月来信”中,专门加写一节,题目就是“朱毛问题”。

  周恩来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

他站在中共中央的位置上,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朱德、毛泽东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要求他们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